近日，章泽天在播客节目中提到，自己完全不让小孩上社交媒体，“偶尔可能看看纪录片、动画片，但是社交媒体不行，我希望越晚越好”。知名公众人物的育儿方式引发网民讨论的同时，也让我们再度思考：对于未成年人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为好？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每一次媒介变革，人们往往最先担忧其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广播毁了我们的孩子”“电视让孩子们变成‘沙发土豆’”“电脑让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社交媒体正在毁掉未成年人”……自20世纪以来，类似担忧层出不穷，但历史证明，没有哪一代年轻人真的被某种媒介“毁了”。只不过，每一代年轻人长大后，又会开始为下一代人而担忧。
不可否认，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确实是当下未成年人面临的一项现实风险。《2024中国青少年网络使用调研报告》显示，约13.6%的青少年日均上网超过3小时，过度使用问题日益突出。研究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的青少年更容易不必要地推迟他们打算或需要完成的任务。此外，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睡眠、注意力和社交发展等，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实际上，有的国家已经从立法层面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但整体上，相比于“一禁了之”，我国在政策层面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态度，更倾向于一种“保护性干预”。
2024年1月1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开始实施。《条例》第五条指出：学校、家庭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这体现出我国从家庭、校园、社会等多个层面构筑起“保护网”，并且重点预防“网络沉迷”等可能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做？核心原因是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差异的确认。科学研究认为，青少年的前额叶皮层尚未完全成熟，所以他们在冲动控制、风险评估、长远规划和情绪管理方面通常不如成年人。媒介学者尼尔·波兹曼则认为“信息环境”是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重要因素。儿童需要在学校学习书写，学校这一环境将他们和会读写的成年人隔开，童年和成年两个概念就此诞生。
从生理方面看，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进行限制是必要的。未成年人大脑尚处在发育阶段，长期接触碎片化刺激容易削弱专注力、延迟满足能力与自我控制力，还会重塑大脑的奖励系统，降低对现实努力的耐受度。电子设备同样会干扰睡眠，影响身体发育和情绪。
然而，从抹平信息差异的层面看，社交媒体似乎带有某种“公平”的意味。未成年人获得的信息和成年人没有什么不同，算法将屏幕背后的人拆解为停留时长、互动情况等一系列数据，每个人都面目模糊但是喜恶清晰。“我们不想要被选择过的信息”“我们要了解全貌”，这些无疑是未成年人对限制他们使用互联网的有力抗辩。
但是问题在于，社交媒体的信息是人、机器和算法的共同产物，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一齐涌来，个体需要做的是判断和筛选。这一点对成年人来说尚且不易。未成年人因其知识和阅历的有限性，当然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协助筛选。
《条例》提到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提高自身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学校应当将提高学生网络素养等内容纳入教育教学活动，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其实就是从法律层面落实各方责任，构筑起精密而立体的数字“防火墙”。
从本质上看，这并不是要粗暴地将未成年人与网上的信息隔离开来，而是一种更加审慎的教育态度。对于社交媒体带来的全新变化，成年人尚未完全摸索清楚。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其实是在争取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以充分讨论我们该如何理解未成年人、如何理解一个新的媒介时代。毕竟，如何教育未成年人，其实就是在回答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未来。在答案清晰之前，社会不妨谨慎一些，也克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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